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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月上旬,2020南國書香節暨第二屆深圳書展如期舉辦,并在疫情影響、電商沖擊等多重不利因素下逆市上揚,現場銷售突破2000萬元,成為今年全國時間最長、模式最新、銷量最高的城市書展。事實上,深圳作為常住人口平均年齡僅32.5歲的年輕城市,已經連續29年蟬聯人均購書量全國第一。閱讀,也被視為這座城市創新文化氛圍的重要形成原因。

  那么,年輕城市的年輕人閱讀現狀究竟如何?在當下我們該如何對待閱讀?深圳書展期間,青年作者蔣方舟與黃燈分別以作者和教育者的視角來探討這一話題。

  新媒體內容沖擊傳統閱讀

  “就普通高校的大學生而言,普遍的現狀是深度閱讀、經典閱讀比較匱乏,加上碎片化閱讀太多,就導致了在閱讀現實感很強的文本上與時代之間有了隔膜。”今年獲評深圳讀書月“年度十大好書”的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一書作者、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黃燈說。作為一名作家,同時也是高校教育者,根據她十幾年來對大學生群體的持續觀察,這一群體的閱讀習慣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。

 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機構此前的調查統計,當代大學生瀏覽短視頻的比例高達83%,其中56%為重度依賴,34%為中度依賴,只有2%為存在于移動短視頻之外的獨立個體。

  “以我教授的文學為例,起碼有五六年的時間,遇到的學生幾乎都沒有讀過經典版本的《中國通史》和《西方哲學史》了。讀過《紅樓夢》的學生比例也在下降。信息時代對人們閱讀習慣的改變是客觀原因。現在的學生們大多離不開手機、電腦,新媒體對注意力的分散非常多,即使是無紙化閱讀,也大多是網絡小說、新聞一類的內容。”黃燈不無惋惜地告訴記者,“我感到孩子們的閱讀質量變低了,閱讀對他們的塑造作用變少了。”

  對于這一現狀,蔣方舟也有相似的感受。“讀書的好處已經毋庸贅言,但如今問題并不在于大家不知道讀書好,而是說即便大家都知道讀書是件好事,但其他媒介還是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來拉扯人們的精力。”在蔣方舟看來,這一現象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原因。一方面,讀書需要的專注力成本確實較高,需要自身毅力和良好的閱讀習慣;另一方面,當前的媒介環境中,娛樂內容的宣傳投入遠遠大于書籍,導致書在與屏幕的“注意力爭奪戰”中所能發出的聲音相當微弱,要靠讀者主動閱讀的動力和決心。

  人與城市都需要閱讀滋養

  “經典作品,例如《紅樓夢》,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形象的集大成的展現和表達文本,為我們呈現了完整的、優雅的精神質地。”黃燈認為,深度閱讀除了人格的塑造之外,還是一種綜合素養的養料,會讓年輕人的生命更有寬度和厚度,這對他們的成長特別重要。“假如沒有人文的滋養,一個人對世界的理解會相對簡單粗暴,他可能不知道世間有很多柔韌、美好的東西,人與人之間是可以寬容理解的。”

  “讀書給我帶來很大的變化是看待人性和世界變得更加復雜和精細,因為書里營造的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或二元對立的,它有非常多復雜而美妙的東西。這讓我增強了對于世界的理解能力和體察的細微程度。”蔣方舟說。

  “對于城市來說,深圳的精神氣質之所以是今天這個樣子,被稱為創新之城,與閱讀也是有很大關系的。”黃燈表示,閱讀能夠讓市民變得更理性,更有思考能力,也更有創新思維,在潛移默化中決定了一座城市的氣質和品味。“這也是深圳能夠源源不斷吸引這么多人才、保持創新動力的原因之一。”

  倡導閱讀但要避免“功利性閱讀”

  如今,讀書被公認是增長知識和閱歷、緩解焦慮迷茫最便捷的途徑,“年輕人要多讀書”也成為一句網絡流行語時常出現在表情包、日常對話當中。各國為了“勸年輕人多讀書”絞盡腦汁,例如英國推出“地鐵丟書行動”,美國頒布《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》,但效果有限。那么,我們該怎么做,才能讓年輕人多讀書、好讀書呢?

  蔣方舟從個人和城市層面給出了具體的建議,她認為目前國內的全民閱讀推廣活動做得很好,例如深圳讀書月、南國書香節,會把很多作家從書里帶到讀者面前交流,這種直觀的方式讓大家和書的距離更近,對閱讀也更容易產生興趣。

  黃燈則從教育者的視角提供了一些建議:“年輕人的讀書方法在從小到大的教育過程中被過多干預,形成了一種功利性閱讀傾向,導致了目前‘有知識、沒文化’的現象。”黃燈認為,由于外界的干預太多,為了不輸在起跑線,為畢業、就業作準備,學生們閱讀的時間越來越少,學校和家長應該給孩子多留一些自主支配的時間,“不是說每天打‘營養針’,孩子就會長大,應該給他們空間,讓他們自己去尋找成長的方向。”(光明日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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